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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周易》研究的三大盲区

方兴未艾的传统文化热中,各种“国学”讲座竞相出现,且从神圣的大学殿堂走向了世俗的民间社会,一些学者以“国学大师”的身份,纷纷亮相名目繁多的各种讲座。 其中的《周易》讲座最受人们青睐。 笔者近年来在省内外听过二十余场《周易》讲座,目睹了“听者云集,座无虚席” 的盛况。 讲座的题目都是十分吸引人的:《〈周易〉 与市场预测》,《〈周易〉 与人生命运》,《〈周易〉与科学发展观》,《究天人之际,通古今之变》,《中国文化的根元》,《科学思想的活水源头》等等。 这些讲座看上去声名显赫各有特点,实际上听听,不过是用不同的方式重复了前人的说法,除了叙述中夹杂一些现代用语外,并无任何新意,更谈不上什么学术创见。 为了“古为今用”,讲演人大都竭尽牵强附会之能事,将远古先人的占卜之术,穿凿附会成了市场经济社会里的“预测科学”。在对《周易》的推崇备至中,讲演人说得神乎其神,很能唬住听众,也很让人怀疑。 这些说法,为了耸人听闻,连起码的常识都不顾了。 历史的经验告诉我们, 中国人曾因远离常识的立场吃尽了苦头。于是觉得,《周易》讲座中那些无视常识的说法,一旦谬种流传,贻害无穷。 所以, 很有必要把一些被讲座忽视了的常识列举出来, 以说明这些讲座言过其实。

构成中国历史的这些常识,无法佐证《周易》里有那么多深奥的哲学内涵和丰富的科学意义。换言之,中国几千年的史实告诉我们,被称为 “中国文化根元”的《周易》,没有在哲学上和科学上对中国文化产生过多少积极的影响,没有对中国历史的进步与发展发挥过推动作用,甚至没有为中国人的生存提供有实践意义的指导。希望本文列举的这些“常识”,能在时下光怪陆离的《周易》讲座中以正视听,恢复《周易》不过是古人占卜用书的本来面目。

目前社会上风行的《周易》讲座,都认为这是一部 “博大精深的哲学著作”,“是中国文化的根元”,“有取之不尽, 用之不竭的哲学思想”,“是一座蕴含了无穷智慧的哲学宝库”, “是六经之首,领中国文化三千年的风骚”。 《周易》在讲座中成了包罗万象的“哲学大全”了。

然而众所周知, 逻辑学是哲学的第一要义———恰恰这个哲学最重要的方面,在所有的中国古代典籍中竟告阙如,不管是居庙堂之上的儒家,还是遍及学界的墨、法、道、释,都没有发展出逻辑学,这是中国传统文化最严重的缺陷之一。 也就是说,作为“中国文化根元”的《周易》,虽经历代硕学大儒的精心研究,可谓皓首穷经,却始终无人从中探究出逻辑学。 《周易》缺了逻辑学,便没有了完整的哲学意义,谈什么“博大精深”、“取之不尽,用之不竭的哲学宝库”呢? 许多学者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认为:中国古代无哲学。

逻辑学最讲究概念清晰, 只有清晰的概念,才能推导出正确的结论。 这个道理,连今日的初中生都懂得。 然而读《周易》可以看到,不少概念模糊不清,虽包罗万象却大而无当。 这些概念由于不着边际,无法运用到实处。 在实际问题面前,这些概念显得诡秘难测、莫衷一是,呈现出“怎么说都有理”的所谓辩证特性。其实,《周易》就是在“怎么说都有理”中成了玄而又玄的“天人之学”,从中发展出了影响深远的“天人合一”思想。 然而历史已经证实,人类社会的进步与发展,只有在“天人分离”后才成为可能。十六世纪哥白尼革命的划时代意义在于:这场革命终于使人类发现,天上人间没有共同的规律可循,“天人合一”是古人在未开化时期的一厢情愿———天真地将浩渺宇宙与苦难人间统一在他们创造的“大法则”中,实际结果是对人类思想的作茧自缚:既不能认识自然规律,更难以看清人间社会。 宇宙有着与人类无关的运行秩序,自然界有着与人类社会不同的、且可以逐步认识的规律。 这场革命使人类完成了一次伟大的启蒙:“上帝的归上帝,凯撒的归凯撒”, 上帝不再管自然界与人类社会的具体事物。由哥白尼革命解放了思想的科学家们, 从此以后无所顾忌地探讨自然界的规律,他们在探讨中不断地发明新的定律。这些定律在实践中转化成技术, 带来了生产力的变革。唯其生产力变革才促进了人类社会的进步与发展。 十七世纪后科学技术的日新月异,终于使人类的生产力进入了经久不息的发展中。

于是看来,“中国文化之源”流淌出的“天人合一”,不过是远离科学的先人,痴迷在概念模糊不清的《周易》中的“风马牛相及”罢了,是一种愚昧与落后的思想表现。用几个再简单不过的符号与数字,企图囊括上天与人间的所有现象,凭空地归纳出“同一规律”,先验地创造出“大法则”,这样的异想天开出现在民智未开的远古时期情有可原,今日的《周易》讲座把这种“异想天开”说成博大精深的“哲学大全”,是愚昧还是有意为之? ———因为科学的全部发展史证实,专业化、具体化、细微化,才是科学深入发展的唯一出路,哥白尼以降数百年来的人类科学,正是在这条分工精细的道路上实现了日新月异的发展。 讲座试图从《周易》里找出 “同一规律”、“大法则”概括宇宙人间规律的说法, 除了在自欺欺人的空谈中误尽听众外,没有任何实践意义。

《周易》里的那些看上去系“无穷恒变”的说法,既不能解决真问题,也无法发现真理,成了中国哲学中不能求真得道的空谈。 正是在《周易》 的误导下, 养成了中国人凡事不着边际、不着肯綮、脱离实际的空谈陋习。 先秦诸子百家,个个都是高谈阔论的高手,留下了一些与数学无涉、与科学无缘、与精神诉求(信仰)无关的唯“礼”是举的道德说教。 不难发现,中国传统文化中,似是而非、模棱两可的说法比比皆是,绝大部分概念都模糊不清、难辨其义。这既是《周易》的误导,更是空谈的需要———还有比讲着一些“怎么说都有理”的大话更有诡辩力量的吗?

时下的《周易》讲座,讲着这样大同小异的话:“《周易》体现了人类的最高智慧”,“《周易》是人类的科学宝鉴”,“《周易》是科学思想的活水源头”,“《周易》囊括了从人到社会,到自然界,到宇宙的全部变化法则”。不仅大小讲座普遍认为《周易》是一部科学著作,目前书市上琳琅满目的现代版《周易》,诠释者也都一致推崇周易的科学价值。 像“《周易》仰观天文,俯察地理,中通万物之情,究天人之际,探索宇宙人生,必变、所变、不变的大原理”,《周易》“是知变、应变、适变的大法则”;“宇宙间的地球,太阳,月亮,星星,随时都在转动”,这个运动的法则就是《周易》概括的“动静有常,刚柔断矣”, “《周易》正像数学一样,以公式的形式,对客观事物进行了归纳和抽象,而又翻转过来还原为客观事物”。 可以看出,在时下讲座和易学书籍中,《周易》竟成了科学的百科全书了。

然而近三千年的中国历史是严酷无情的,它丝毫不能说明被称为 “中国文化根元”、“群经之首”的《周易》涵有那么多的科学意义与价值。 以《周易》为源头、为主导的中国传统文化,从来就没有发展出科学。 这个问题,早在上世纪四十年代以前已经被冯友兰、任鸿隽、竺可桢为代表的学者和科学家们讨论过,并在中国学术界达成了共识:中国古代无科学! 历史的吊诡在于,这个正确的结论在英国学者李约瑟的 《中国科学技术史》:“中国科学技术水平在公元前一世纪至公元十五世纪远远超过西方。 ”这样的论断,在中国知识界、学术界乃至整个中国大地上却有着石破天惊的震撼力量。

可是李约瑟的“优胜说”并不符合历史事实,也未得到国际学界的普遍认可,许多学者从其大著《中国科学技术史》中发现,李约瑟混淆了科学与技术, 他把中国历史上发达的技艺,笼统地谓之曰中国古代“科学与技术”的灿烂辉煌,显然是概念不清。 其侧重技艺轻视理论的思想倾向,受到了一些学者的批判。 例如宋代的沈括虽是《中国科学技术史》中的一位重要的科学家, 但沈括的主要贡献在技艺方面,其著述并未抽象出完整的科学思想理论。

灯下随笔

中国人虽然在发明科学定律上无甚贡献,却在琢磨技艺的能力方面举世闻名。早在古代就创造出让西方人叹为观止的绝活,制造出让西方人赞叹不已的工艺精品,这都是实用主义文化的功效。 然而实用主义文化正是科学的“大敌”。 凡科学都是形而上、非实用的,科学只有转化成技术才能表现出物化的价值。科学家都是在源于兴趣、使命感、信仰中坐得住冷板凳,锲而不舍地从事科学研究。 《周易》不仅在古代发展出了实用主义的中国文化,就是在今天,也为许多相士、占卜师、风水先生、“易学大师”带来不菲的收入。

为什么中国传统文化没有发展出近 (现)代科学? ———这是提出“优胜说”的李约瑟生前没有找到完整答案的问题,世称“李约瑟难题”。 这个“难题”难在那个其实并不存在的“优胜说”上,难在讨论一件未曾发生的事,似乎是没有意义的。 然而,当我们把近(现)代科学放到西方文化史的大背景下观看时,这个“难题” 便被映照得明朗起来———沿着香港中文大学陈方正教授提供的“为什么近(现)代科学出现在西方? ”这一思路深究下去,便会从陈教授的大著《继承与叛逆》中看到,近(现)代科学走过的是一条唯西方文化才能铺就的道路,其中的数学传承则是这条道路唯一重要的生命线。凡受过中等以上教育的人都知道,科学定律是通过数学计算推导出来的,这些定律又都可以用数学的方式予以表达。 所以,十九世纪的德国数学家高斯总结道:“数学是科学的皇后。 ”诚然,这里所说的用数学计算推导定律,绝非中国的《九章算术》所能胜任。 而没有完整的几何内容、没有变数的微积分的《九章算术》却代表了中国秦汉以降两千多年数学的最高水平。也就是说,中国有史以来未曾出现过可以用来计算推导科学定律的数学,没有科学的“皇后”,哪来的科学———在这样一个明明白白的根本问题面前,还争论什么中国古代有无科学呢?

今人皆知, 摆脱农业文明的贫穷与落后,唯一的出路是发展工商业。 历史上的中国人为什么不发展工商业呢? 此事说来话长, 简要如下:

源于《周易》、并由孔、孟两人完善起来的儒家文化,在中国曾居两千多年的意识形态地位,儒家向来轻商、抑商、恶商,视商业为社会贱业,视商人为伦理末流:“天、地、君、亲、师、士、农、商。 ”孔圣人说的“君子喻于义,小人喻于利”,被尊为全社会人员为人处世、建功立业的基本原则之一。 而商人都是“喻于利”的,也必须“喻于利”,否则就不称为商人了。 历代帝王无不以“农为邦(国)本”迎合圣人的教诲,并采取各种措施限制民间从事工商业活动。也就是说,被神化了的圣人看不到,后来两千多年的“封建社会”里的政治家、思想家也看不到,只有发展工商业,才是解决这个人多地少国家落后与贫穷的唯一出路。

众所周知,从事工商业需要资产,在中国历代王朝社会里,民间资产极为匮乏,像土地、 矿产、森林、盐业、冶炼等都属“国有”。 严格说产权意义上的私有制在中国历史上就从未有过, 正如有学者所说的 “国家主权是最高产权”。在一个民间不拥有资产的社会里,私人发展工商业是不可能的。 就像有人所说的,“离开了产权‘个体’所有,商品经济的脉搏怎么能跳动起来呢? ”在强大的专制主义政体与儒家文化的相辅相成中,中国的工商业被窒息了两千多年,致使一代又一代中国人长期挣扎在农业文明中的生死线上。农业文明是儒家文化赖以生存的土壤,儒家文化又为专制统治下的农业文明“保驾护航”,从而创造了中国“漫长的中世纪暗夜”,即讲座所谓的“悠久”———这一切都与“中国文化根元”《周易》直接相关。 中国 “悠久”最严重的缺陷是《周易》流淌出的传统文化,除了发挥为农业文明服务、为专制主义统治服务的功能外,并没有发展出科学。

编者按:文章来源于《民主与科学》2012 年第 6 期目录:作者李工。

作者所提倡的观点,部份于我有同感,这也是本站一直提倡的科学学易,不迷不执不悟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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